吕士才:白求恩式的“模范军医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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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士才,1928年12月出生,浙江绍兴人。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,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56年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。后任该校附属长征医院外科主治军医,在医务工作和医学研究中,一贯兢兢业业,勤勤恳恳,被评为“先进工作者”“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”。 1979年10月30日,吕士才因癌症医治无效,不幸逝世。1980年2月,中央军委授予“模范军医”称号,总后勤部党委、国务院卫生部、上海市委组织部、宣传部、团市委都分别作出了向吕士才同志学习的决定。

吕士才

带病出征,冒死救伤员

1979年1月,长征医院决定派吕士才带领手术队,奔赴对越自卫反击战作战前线,执行战地救治任务。接到命令后,吕士才当即表示:“决不辜负组织期望,保证完成任务。”当他的爱人、同院妇产科主治医生潘荣文听说丈夫要出征,既感到光荣,又为丈夫的健康状况担忧。前不久,她因作染色体遗传和病理变化研究的需要,抽取了丈夫的血,用于做与患者的血的对比试验。没想到,当她把丈夫的血样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后,发现很多染色体竟是畸形和残缺不全的,这是一种极可怕的现象。此时,连想到吕士才近来经常出现腹痛、便血等情况,有时一天大便七八次,肛周脓肿,如此状况,都是癌变的征兆。为此,潘荣文耽心不已。吕士才却安慰起妻子,他很动感情地说:“我当兵快30年了,还没有真正上过战场。党一手把我培养起来,大敌当前,应当挺身而出,这点病有啥了不起!”

2月17日凌晨,对越还击作战打响了。这一天,吕士才从上午8点开始就站在手术台旁,不停地给伤员清创、止血、缝合、固定、包扎,顾不上休息和吃饭。送来的稀饭牛奶,凉了又热,热了又凉,他都顾不上喝一口。芭蕉、青竹簇拥着的手术帐篷里,临时用学校课桌拼成的手术台是那么的低矮。身高1.80米、眼睛深度近视的吕士才,只得低低地弯着腰工作,时间一长,腰便痛得像断裂似的。他请别人给他束上金属支架腰围,一分钟也不停止手中的工作。孰料,腰痛未消,剧烈的腹痛又一阵一阵地向他袭来。汗珠不断从吕士才的额上沁出,他是多么需要休息一会儿啊!可是,时间就是伤员的生命。他全神贯注地做着手术,直到实在坚持不住了,才举起戴着橡皮手套的双手,用双肘顶住腹部,在手术台前稍稍蹲上一两分钟。同志们劝他歇一会,他说:“战士在流血,我不能离开。”护士设法找来了一张凳子,吕士才一只脚踏在凳子上,用来缓解腹部的剧痛,一面仍顽强地坚持进行手术。就这样,他在手术台上一连干了17个小时,直到再没有伤员抬进手术室为止。可是,当他走出手术帐篷时,发现还有一批伤员在等待手术。吕士才忘了自己的饥饿和疲劳,急切地将伤员一一扶进帐篷。当他将最后一个伤员创口处理完毕时,已经是第二天凌晨4点多了。这时,他已经连续工作了20个小时,做了90多例战地手术。

2月24日,手术队正在紧张地工作,突然接到紧急敌情通报:一股被打散的越军计百余人,正朝医院方向逃窜,医院必须迅速做好战斗和转移的准备。当时,大部队正迅速向前推进,医院没有警卫部队,只有机关和炊事人员的6支冲锋枪和民兵的6支步枪,医护人员还要掩护伤员隐蔽。另外,还有3位骨科伤员急需手术处理。2号手术帐蓬里,一双双期待而焦急的眼睛紧盯着吕士才。医院领导劝他先隐蔽,等敌情解除后再做手术。吕士才却说:“你们赶快组织伤员隐蔽,刚运来的3位伤员虽然没有生命危险,但耽误了时间,就会造成他们终身的痛苦,我必须抓紧给他们做手术。我们即使牺牲了,也决不能离开伤员!有我们在,就有伤员在!”在吕士才的一再坚持下,医院领导决定留下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,协助吕士才就地为3位伤员动手术。等到做完最后一例手术走出帐篷时,兄弟部队及时赶到了。这一幕,多么像当年的白求恩大夫在抗战前线冒死救伤员的行为啊!

只要党需要,我绝不吝啬自己的生命!

2月29日,吕士才带领医疗队全体队员,来到四面环山、地方狭小的越南东溪镇。正遇连绵阴雨,道路泥泞,给养一时供应不上,附近山头还有残留越兵不断打冷枪、放冷炮。吕士才带领大家想方设法克服困难,开展工作。没有电,就用蜡烛和手电筒照明;没有水,就组织大家冒着生命危险,到山沟里去挑。吕士才眼睛不好,在漆黑的风雨之夜,让其他同志搀着,摸着走上公路,在医疗队的汽车上为伤病员处理伤口。在东溪镇的7天7夜中,吕士才和手术队的同志们,成功地进行了开颅血肿清除、气胸封闭、剖腹探查、半结肠切除、小肠切除吻合、肝修补、四肢大血管探查修补等手术,使82%的伤员及时得到救治,手术率比上级规定的标准高出一倍以上。吕士才说:“我始终只有一个信念,只要党需要,我可以不顾一切,我绝不吝啬自己的生命!”他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

3月3日,手术队后撤回国境线内。由于过度劳累,饮食不济,加上环境艰苦,吕士才的病情加重了:腹痛一阵紧似一阵,便血的次数增加到每天八九次。但他靠着大量服用黄连素、癫茄片等药物,以顽强毅力克服病痛,坚持工作。一天,前方送来一位因肩部中弹,肱骨粉碎性骨折而造成动脉和神经严重损伤的伤员。按常规,为了保住伤员的生命,必须马上进行高位截肢手术。出于高度的责任心,吕士才想到的是不仅要保住伤员的生命,而且要保住伤员的肢体。他坚持要给伤员做血管缝补手术,在手电筒照明下,吕士才聚精会神地用比头发丝还要细的缝线,一针又一针地修补着血管。为了减少伤员的痛苦,他侧转着身体,半个屁股坐在凳子上。在手术中,他不断改变着自己的位置,以使伤员免于移动。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工作,伤员腋动脉上的3个洞都修补好了,血液又开始在伤肢里流动。手术成功了,伤员的生命得救了,肢体也保住了。可是,吕士才坐过的凳子上却留下一大滩因肛周脓包破裂而淌出的血水。

在硝烟滚滚的战场上,吕士才用自己的手术刀,使数以百计的伤员转危为安。可是这些得到及时救治的伤员怎能想到,给他们做手术的吕医生,却延误了自己的病情。一天,吕士才在洗澡时,偶然摸到自己的腹部有一个明显的包块。当了20多年医生,并且致力于肿瘤研究的吕士才知道,这是恶性肿瘤,但他依然神情自若,毫不惊慌。在同志们的再三催促下,吕士才作了一次检查:血色素只有7克,结肠部有明显的包块,便血已经增加到每天9—11次。吕士才被迫住院了。医院决定给他输血,但他怎么也不肯接受,他说:“伤员需要大量的血呀!我吃点药就行了。”在病房里,他只是当了个挂名的病员。除了一天三餐饭在病房吃,晚上去病房睡觉,平时很难在病房里见到他的身影。当他看到二外科还没有显微外科时,就建议立即开展起来,并亲自写信到上海,帮助解决了一套显微外科器材。他带着在前沿阵地记录的数百个病例的笔记本,从一个病房查到另一个病房,询问在前方经手术处理过的伤员治疗后送效果如何,有没有并发症,还需要作哪些改进。吕士才住院前管理的病区有个患骨瘤的病员需立即做截肢手术,否则癌细胞扩散,会危及生命。吕士才老惦记着这件事,住院第3天,他竟支撑着虚弱的身体,坚持给这个病人做了手术。手术结束后,他累得再也站不住了,在同志们的搀扶下回到病房,倒在床上。谁能料到,这竟是他一生中做的最后一例手术。

抓紧时间为党工作,这样的生命才有价值

5月13日,手术队胜利返回上海。5月16日,吕士才住进了医院,经过全面检查,确诊是结肠腺癌。5月26日,由肝外科专家吴孟超教授给他做手术。当吴教授打开腹腔时,聚集在手术室的领导、医生和护士都呆住了:左右两肝叶满布灰白色隆起,结肠腺癌已转移到两肝叶。大家禁不住流下了眼泪。

吕士才却依然十分乐观和刚强。他对许多前去看望的同志说:“一个共产党员活着就要为党工作。得了癌症,更要抓紧时间为党的事业奋斗,这样的生命才有价值。”手术后,吕士才的身体十分虚弱,医生劝他一定要好好休息。但他哪里躺得住啊!在这些日子里,他坚持测绘了战时微型手术器械图纸,带给上海手术器械总厂研制;他还审阅、修改了《手术队在一线医院工作几点体会》《一线野战医院救治四肢火器性骨折的体会》等8份经验总结材料。一只手在输液,他就用另一只手拿书,一页一页地翻阅、研究各种医学杂志和资料,继续撰写《骨肿瘤》一书……

10月下旬,死神像恶魔一样折磨着吕士才。他的肝脏,在超声波图象显示中已开始液化,肿瘤开始糜烂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他断断续续地对亲属和医护人员留下了一生中最后的几句话:“我死后,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。骨灰含有大量的有机磷,是很好的肥料,把它撒在农田,作为我对四化建设的最后一点贡献。”

1979年10月30日,吕士才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噩耗传开,同志们无不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。

吕士才逝世后,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翻拍放大的骨瘤资料照片就有628张;肿瘤、全身性疾患、骨肿瘤照片底片,分门别类夹在本子里,叠起来竟有一尺多高;还有他收集的大量资料汇编以及译稿《创伤组织修补》《骨膜与滑液》等。他潜心撰写的包括有骨瘤、骨样骨瘤、骨母细胞瘤等72个章节的《骨肿瘤》一书,已完成初稿,有的章节写了三四稿。

为了表彰吕士才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和模范事迹,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批准他为革命烈士。1980年2月13日,中央军委发布命令,授予吕士才“模范军医”荣誉称号,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在总后勤部召开的命名大会上,称赞吕士才是“雷锋式的战士”“焦裕禄式的干部”“白求恩式的大夫”“新时期优秀共产党员的榜样”。

由吕士才(右一)带领的第二军医大学医疗队奋斗在前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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